民国16年，蒋介石、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。本县在汉的共产党员胡光裕、贺知章、傅文涛等相继遇难。县内土豪劣绅东山再起，组织“清乡团”、“铲共会、“红学”、“黄学”等等，砸党部，毁农会，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白色恐怖笼罩城乡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．
   但是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反革命气焰吓倒。他们在困惑中求索，在艰难中奋斗，毅然决然组织了我县的第一支农民武装，先后组织发动了汪洋店、夏区“年关暴动”，“宣化庙起义”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。

    第一支农民武装的诞生

    民国16年6月，在北伐军中的徐海东根据党的指示，从武汉返回家乡，接受了中共黄陂县委交给的组织农民自卫军的任务，并被委派为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。
    徐海东回到徐家窑，以窑工为掩护，秘密进行革命串联，先后在老屋湾、徐家桥、邓喻咀、严家湾等地建立党支部。又与汪洋店地区的夏德裕、邱光美、丁学湾的丁彩光等取得联系，建立“贫民救济会”。为建立农民武装，准备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。
    10月，中共黄陂县委委员田道生向徐海东、丁彩光、夏德裕等传达了党的“八.七”会议精神，研究了发动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，确定袭击夏店雨坛寺“缉私营”，以夺取武器，建立武装。
    11月初，徐海东、丁彩光、夏德裕等从窑工支部和“贫民救济会”中挑选出9人，组成一支精悍的狙击队。袭击了雨坛寺“缉私营”，缴获步枪7支和部分子弹。徐海东挑选了13人，正式组建了罗(山)陂(黄陂)孝(感)边农民自卫军。
    11月13日，“黄麻起义”爆发。15日，徐海东接到黄陂县委通知，率领自卫军日夜兼程赶赴黄安县城。副总指挥吴光浩接见了徐海东，并将这支自卫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鄂东军。
  

    汪洋店和夏区“年关暴动”

   民国17年阴历年关，在汪洋店和河背咀（当时属黄陂县夏区)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。后称之为汪洋店和夏区“年关暴动”。这是本县境内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首次农民武装暴动。
   时汪洋店和夏区虽分属两县，却山水相依，在大革命时期，两地农民运动遥相呼应。党的领导人张书田、徐海东、邱光美、丁彩光等往来甚密。民国17年初，参加过“黄麻起义”的一大批干部，如吴光浩、戴克敏、曹学楷、陈定侯、江竹肯、戴季英、戴季伦、戴雪舫、张仰民等先后来到冷涂冲、麻知府、汪洋店、马吼岭、毛家集、夏店、四姑墩、河口等地。在地方党组织掩护下，他们分别以教书、经商为名秘密串联，发展党的组织，宣传土地革命，为武装暴动作了积极准备。
   7月，鄂东工农红军和地方党领导人在尹家咀召开会议，决定把武装斗争、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，巩固和发展柴山堡根据地。并决定建立中共黄陂县委和孝感县汪洋店工委，辜志新任汪洋店工委书记。黄陂县委决定，徐海东任县委委员、军事部长，兼夏区区委书记。
   10月，汪洋区委拟定了暴动计划，报请鄂东特委批准。腊月二十六日（1929年2月5日)，当暴动指挥部研究暴动方案时，因商人夏贻三窜到会场，行迹可疑，为防止泄密，区委将暴动时间由原定腊月三十提前到腊月二十七日。
   汪洋店是一个古老的集镇，为方圆几十里的贸易中心。二十七日，正逢集市。张书田、邱光美率领暴动群众，江竹青、程启光率领红军特务队，首先来到夏贻三的药店，开枪打死其反抗的儿子，搬出钱柜，把铜钱撒给赶集的群众。并集会群众，号召“打倒土豪劣绅”，“实行耕者有其田”。下午，暴动群众相继到邓家湾、谈傅家湾，镇压了邓连秀；开了邓习珠、邓习仕、谈会坦等的粮仓。二十八日，暴动农民兵分三路，分别到麻知府、城门坊和汪洋店开仓放粮。二十九日，在何家店没收了大地主明主笃、明乐秀的家财。
   暴动持续了三天，人心大快。区委趋热打铁，建立农民协会，组织游击队。
   夏区“年关暴动”是徐海东根据中共黄陂县委指示组织的。11月，徐海东在段家畈窑棚里召开了区委会议，建立了暴动指挥部，确定丁彩光为暴动指挥长，何泽炳为副指挥长。
   腊月三十日(1929年2月9 日)，参与汪洋店暴动的红军特务队在江竹青带领下，按预定计划到河背咀集中。江竹青作了简单动员，丁彩光、何泽炳率暴动群众千余人，在段家畈、黄家窑，开了吴安德、黄守本的粮仓。继而，转到细张家田，开了魏邦尧的粮仓。次年正月初四，丁彩光大义灭亲，带领群众开了他幺叔丁泽庭的粮仓。
   与此同时，夏区南部共产党员谢祥庆、谢祥英也组织农民开了地主吝继贞的粮仓，红军特务队在余家河镇压了土豪李四烈。整个夏区，闹得轰轰烈烈。
   正月十四日，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军队驻黄陂的一个团杀了过来，暴动遭到镇压。徐海东、丁彩光等领导人转移到木兰山，何泽炳披杀害。
   夏区“年关暴动”虽然失败了，但革命的影响深远，对反动派的威慑很大。至今，在毛家集、新城一带民间还流传着“开仓不开仓，去问丁彩光，杀人不杀人，去问何泽炳……”的革命歌谣。

    宣化店起义

    民国16年9月，郑新民参加了中共河南省委在宣化店召开的豫东南8县党的代表会议，并与鄂东特委取得联系，准备在宣化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。
    是年10月，郑新民、王仕俊、甘元景在郑家湾、坞子铺、黄吉塝创办“黄学”，借此聚结革命力量，训练农民武装。至起义前，“黄学”发展到70多堂，会员2000多人。
    民国17年7月，尹家咀会议确定建立宣化店工委和黄枪会指挥部。郑新民任工委书记兼黄枪会指挥长。工委在继续发展黄枪会武装的同时，秘密组建“穷人会”和农民小组。组织农民抗租、抗粮、抗税、抗债、抗捐。在郑家湾至李园一带捣毁税卡，镇压反动保正，建立暴动基地。10月，又拔除驻宣化店的三县(罗山、光山、正阳)“百货征收总局”，获枪5支，银元2万元。继而瓦解宣化店商团武装，并配合红军袭击了卡房和黄土冲民团，打通了与光(山)南和柴山堡根据地的联系，摧毁了赵畈等地的“联庄会”，拔除了—批反动据点。
    民国18年7月，郑新民在“醉仙楼”秘密建立起义指挥机构。
    8月13日，一群妇女和儿童在枣林岗地主李启胜田里拾稻穗，遭到凌辱，双方发生冲突。李氏父子仗其权势，去罗山县城搬保安团，企图镇压。工委决定以此为导火线，举行起义。
    8月20日，罗山保安团100余人开来宣化店。当晚，工委指挥黄枪会武装1500余人，埋伏在银山顶、佛爷岭、金山岗。21日拂晓，—声炮响，黄枪会武装在特务营带领下，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宣化店。保安团寡不敌众，慌忙鼠窜。起义农民缴获保安团团长刘善甫坐骑一匹、步枪两丈。继而，进至枣林岗，抄没李启胜财产，焚其房屋。又去沙铺镇压了民团头子“刘腊肉皮”；打了坞铺民团，回师宣化店，又击毙“联庄会”头目王捻眠；摧毁赵世泉的炮楼。……
    起义后，工委在仰天窝召开工农代表会议，建立罗山县革命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，选举甘元景为革命委员会主席，郑新民为军事指挥长。黄枪会武装改为赤卫队，郑墨林为赤卫队大队长。会后，各乡相继建立农会，代行政府权力，没收豪绅地主财产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。宣化店起义，一举成功，建立了革命政权，使宣化店地区与柴山堡及光(山)南根据地连成一片，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。
 

   苏维埃政权建立

   民国19年2月，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，3月将鄂豫皖边区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。6月，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，成立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，甘元景任主席。是年，蒋、冯、阎之间爆发了“中原大战”，驻守鄂豫皖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大为减少，为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发展和苏维埃政权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时机。至民国20年秋，鄂豫皖苏区共建有22个县苏维埃政府，其中有3个县苏维埃政府建在我县境内，即罗山县、陂孝北县、河口县。其间，黄陂县革命委员会曾建于沙河附近之谈李家，辖有河口、夏店两区。孝感县革命委员会机关也曾一度转移到新屋畈、夏店、四站墩、魏家大湾等地。这时，我县已成为鄂豫皖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   1、罗山县苏维埃政府。民国19年I0月，罗山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宣化店召开，建立县苏维埃政府。选举潘天成为县苏维埃主席，县苏维埃驻宣化店。下辖6个区苏维埃。其中，我县境内有：一区，区址黄吉塝；二区，区址丰店谈家湾。
   2、黄陂县革命委员会。为县苏维埃政府建立前的过渡性临时政权机构。民国19年10月，黄陂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沙河附近的谈李家召开，成立黄陂县革命委员会。选举焦福兴为革命委员会主席。县革命委员会机关设谈李家。下辖5个区苏维埃。其中，我县境内有河口区、夏店区。
   3、陂孝北县苏维埃政府。民国20年夏，鄂豫皖中央分局将黄安西部地区与黄陂、孝感北部地区的毛家集、夏店、汪洋、大新店、彭店、老山、阳平口、滚子河、小河溪、花园等地区合并成立了陂孝北县。县苏维埃政府始设魏家大湾，继迁李家咀。8月，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，选举焦福兴为县苏维埃主席。
   4、河口县苏维埃政府。民国21年1月，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将黄陂、孝感北部、黄安西邻近河口镇部分地区设置河口县苏维埃政府。黄安战役结束后，民国21年1月河口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于河口召开，正式建立河口县苏维埃政府，选举韩信之为县苏维埃主席。下辖河口区、二程区、蔡区、姚集区、塔区、长轩岭区、长堰区、磨盘区、研区、方梅区及原孝感县的六、七区。县苏维埃政府始设河口，后迁姚家集、四姑墩等地。
 

   仙居区事件

   民国21年2月，发生在吕王地区(时为黄安县第五区，又称仙居区)的仙居区事件，是当时鄂豫皖中央分局负责人张国焘推行王明‘左’倾冒险主义，假手“肃反’，公开打击、迫害革命干部、群众的一起重大事件。
   民国20年4月，张国焘来鄂豫皖苏区，推行王明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，遭到苏区党政军民的抵制和反对。张国焘不从主观上检查原因，却错误认为红四军中有反革命在作怪，在鄂豫皖苏区中“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’，并开始“肃反”。9月，张国焘坐镇白雀园，主持“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”的工作，至11月，先后以“改组派”、“第三党”、“A、B团”、“好吃委员会”等莫须有罪名，冤杀红军干部、战士达2600余人。
   是年冬，“肃反”扩大到仙居区。区苏维埃主席祝风阶、熊海峰相继被捕，童养媳出身的少共书记秦国珍也被抓走。对此，仙居区干部、群众疑虑重重，议论纷纷。
   民国21年1月，边区总保卫局又派人到仙居区，要逮捕124人，全是党、团员或主要干部。区委坚持：逮捕干部要办审批手续。并积极要求不要乱捕乱杀。对此，张国焘置若罔闻，又于翌年2月6日至20日，多次派人到仙居区各乡捕人，与地方矛盾日趋激化。2月20日，总保卫局派来9人，到区苏维埃所在地黄家楼抓区干部。群众闻讯，自动拿起冲担、锄头围集拢来，呼喊“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”，“不许保卫局乱抓人’，“打倒张国焘”等口号。保卫局人员鸣枪示警，激起群众愤懑，—拥而上摘掉他们的枪支。总保卫局认定“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”，即时发布紧急通缉令。命令罗山、光山、红安等县地方武装封锁仙居区边界。2月21日，少共国际团、罗山县独立团和总保卫局武装人员，分别由七里坪、宣化店、华家河开到仙居区，实行大搜捕。共捕捉干部、群众400余人。区、乡干部无一幸免。3月8日，保卫局押回63人，全部杀害在吕王城东河滩上。以后，每逢热集，便押回一批，杀害一批，再抓一批。延续两月，仙居区前后被抓600多人，被杀300多人。
    张国焘的“肃反”令人心寒与不满。但仙居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却丝毫不减。就在当年的四、五两月之中，他们一面躲进深山，害怕再遭张国焘的毒手，一面又筹集五六百担大米、一二千双袜子、毛巾送到区苏维埃政府。并留言：拥护红军，供红军取用。同时，还有300余人参加了红军，游击队。苏区人民的心，永远向着红军，向着胜利。